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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真的是北强南弱吗?

2017-05-16  关陇之

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说:“或曰‘东方物所始生,西方物之成孰’。夫作事者必于东、南,收功实者常於西、北。故禹兴於西羌,汤起於亳,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,秦之帝用雍州兴,汉之兴自蜀汉。”司马迁之后,中国历史上几经统一与分裂。统一往往是由北到南,如西晋、隋唐、元朝、清朝。仅有的两次南方统一北方是明代朱元璋与中华民国,并且朱棣迁都北京,民国国祚短促。北强南弱几乎可谓是中国历史一大定律,其中原委颇值探析。近代学者对历史上的南北关系多有研究,他们都有些什么说法?


宋辽澶渊之盟时的契丹出境碑


钱穆:南北强弱取决于战马盛衰


钱穆:《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》,《禹贡半月刊》第三卷第四期,1935年(下文称此文为钱文)


钱穆对于中国史上的北强南弱观,并不能完全认同。他也承认历史上的统一基本是从北向南的,但是钱穆指出,雄汉盛唐的时代,中原王朝能够慑服北边的蛮族。而“项羽、刘邦、刘秀、刘裕、朱元璋,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。以至于民国最近的革命,大体说来,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”。因此,在钱穆看来,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北强南弱。


北方统一南方或者南方慑服北方,探其要因,钱穆将之归于军事武装,尤其是马匹的作用。钱穆说:“大抵军队中有马匹,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,其军队常易占胜利。若其军队中马匹少,又多羸弱,则常易失败。这一点虽若小节,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、形势、气候、物产、民族、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。”


首先,钱穆先举汉匈之战为例,论证了马匹为军事胜败之关键的观点。汉武帝元朔六年的漠北决战,《史记》中说:“汉乃……粟马,发十万骑,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。”汉军大举出击,卫青、霍去病皆大胜,是后“匈奴远遁,而漠南无王庭”。“然汉马死者十余万”,匈奴虽病远去,但汉朝也已无力追击。结论是,“那时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,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。”除了汉匈战争,钱穆又以石勒骑兵败司马越步兵、慕容垂骑兵败桓温步兵、唐代骑兵灭突厥为例,证明马匹的关键性。


卫青墓。在漠北决战中,卫青以武刚车摆阵大败匈奴伊稚斜单于。


其次,对于两宋之所以屡败于辽、金、元的历史,钱穆将之归结为宋代养马地区的丧失。北宋主持抗金的李纲对金兵的认识,可以为钱穆的证据,“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,而吾之马少,特以步兵当之,飘暴冲突,势必不支。”


综上所述,钱穆的结论是,汉唐以南胜北、辽金以北克南,皆因马匹的盛强。


桓温在枋头败于前燕慕容垂


蒙文通:南北强弱并非取决于战马


蒙文通:《读<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>》,《禹贡半月刊》第四卷第一期,1935年(下文称此文为蒙文)


蒙文通在读过钱文之后,对钱穆说:“兄言其攻,弟言其守,可乎?”针对钱氏“以国马之耗息验御外之盛衰”的观点,提出商榷。


首先,蒙文通针对钱文中的漏洞,论证钱文中所提到的以南克北的刘裕,并非因马匹获胜,而是以车战大败元魏。接着,又举卫青之以武刚车出塞,南宋李纲之议“步不足胜骑,骑不足胜车”为例,论证车战对骑兵的优势。所以,结论是车战“制马固有术也”,马匹并非如钱穆所论之关键。


其次,水利也成为蒙文通的论据。钱文说桓温北伐败于枋头,是因为晋之缺马而燕之骑盛。蒙文则说桓温之败乃是未能及时利用水利所致,“水运路塞,卒致枋头之败”。对于两宋之败于弱于辽金元,蒙文也称是水利不修才是要因。


再次,蒙文还从中国统一分裂形势论证南北强弱,总的观点是,“北狄之盛,每当中国纷扰之际,函夏混同,即迸逃破亡。”蒙文认为,中国与北胡之争,胜败常看本国形势,中国纷乱则北狄强,中国统一则北狄弱。汉高祖之围白登,卫霍之出塞破敌,唐高祖之称臣突厥,唐太宗之灭颉利,均可证明蒙文观点。


综上所述,蒙文论南北强弱形势,除了逐条驳钱文论点外,更加从国家总体层面展开讨论。


宋武帝刘裕 。刘裕用却月阵打败北魏骑兵。


雷海宗:南北强弱有赖于军国一体


雷海宗: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,长沙:商务印书馆,1940年(按下文称此书为雷书)


雷书开宗明义,“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,兵的纪律怎样,兵的风气怎样,兵的心理怎样;……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。”


首先,在春秋时代,贵族当兵,军队中从将领到士兵都有一种荣誉感,军队与国家基本一体,故打仗时战斗精神极强。时至战国,由于贵族与士兵分离及厌战心理,“军心民气的不健全”也正萌芽于此,中国的兵文化也逐渐衰退。春秋战国时,赵国等一国之力就能抵挡北方的匈奴,正是因为有军队国家一体的兵文化。


其次,秦汉之时的兵文化发生重大变化。雷书强调秦始皇统一之后,秦基本维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军队。最后一支国家军队,是章邯投降项羽的军队,这支军队后被项羽坑杀。雷书的结论由此而下,“从此以后, 这类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就完全绝迹。”军队不再属于国家,只属于将帅。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汉武帝出击匈奴,也不是靠与国家一体的军队战胜的,而是靠卫青、霍去病一类不世出的名将。一旦卫霍之才消失,军事上的劣势就出现。李广利等人的失败就是兵文化衰退的结果。两汉与北边匈奴、羌胡的军事胜败凸显了兵文化的衰落。


再次,对于东汉以后的历史,雷书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军队国家合一的兵文化基本被摧毁,而军队多由募兵、外国兵乃至流氓无赖构成。募兵无精神、外国靠不住、流氓无纪律,一旦有变,中国“束手无策”。东汉之后,中国屡屡受制于北方胡人,先是南北朝的胡马南下,然后是安史之乱后的外族南侵,再到两宋时代的苟安求和,最后是元、清的统一中国。其结论是,“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原因。”


综上所述,雷海宗论南北强弱,主要从有兵的文化到无兵的文化的角度展开的。


雷海宗,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,商务印书馆,2014年


陈寅恪:内治修乱决定南北强弱


陈寅恪: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商务印书馆,1943年(下文简称此书为陈书)


陈寅恪在书中,有一章“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”。此章综论唐代与周边民族的盛衰关系,其中涉及到南北形势处甚多。


首先,陈寅恪盛赞“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”。探究中国与外族竞争胜利缘由,陈书指出除了中国自身的精神与物力之外,“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,而为之先导者也。”北方外族本身的腐朽是中国胜利的重要原因,唐代灭突厥可为陈书的论据。突厥之灭,“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,二为其它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”。中国有机可乘,唐太宗英武知兵,所以,唐代打败了北边的突厥。


唐代打败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


其次,对于唐代后期的不敌北方。陈书认为一是由于府兵制的破坏,而是由于内政不修。府兵长期服役,不堪重负,后来兴起地方节度使的征兵制和外族兵。征兵为逐渐为节度使控制,外族兵在安史之乱后常助中国平叛,故地方与外族渐强而中央衰落。在内政上,陈书认为黄巢起义等事更削弱了中央军力,“舍胡兵外,殆不易得其它可用之武力也。”唐代后期常常对北边的沙陀“忍耻曲宥”,“则外族与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。”


综上所述,陈书认为内政修乱与外族盛衰的互相影响,才是唐代南北强弱的综合原因。



陈寅恪,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版


吕思勉:南强北弱才是历史真相


吕思勉:《论南北民气之强弱》,《中美日报》堡垒,1938年(下文简称此文为《民气》);吕思勉:《历史上之迁都与还都》,《启示》第一卷第一期,1946年(下文简称此文为《迁都》)


在《民气》一文中,吕思勉对“北强南弱”的说法,提出商榷,认为这是“向来的一个误解”。


首先,《民气》一文分析了“北强南弱”的一个重要原因,即认为汉族人起源于黄河流域。然吕思勉的意见是,汉人起源于东南而迁居于西北。对于《史记》中“作事者必于东、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、北”之说,《民气》分析了其中所举的周朝兴盛、秦灭关东、刘邦统一的史实,并一一破解。吕氏先引用钱穆对周朝起自山西的考证,批驳周朝兴于陕西之说。春秋战国时期晋、楚、齐、秦交替强盛,并非是处于西北的秦国独强。刘邦灭项羽所依靠的力量也不是秦兵,刘项之争其实是山东军队之争,并非是西北战胜了东南。


其次,《民气》从经济重心的转移的角度,论证南北形势。吕思勉认为先前经济重心在北方则政治中心在北方,后世经济重心在南方则政治重心也随之南移。所以,表面上看起来北强南弱的局面,实际上是“南强北弱”。


再次,《民气》强调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的征服,其实是一种历史误解。历史上好像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蛮族,实则不然。吕思勉指出国家民族的强弱,“精神物质两条件不可缺一”。野蛮民族的盛衰除了民风彪悍外,如果社会组织太差也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,初期的辽、金既是例证。


此外,《民气》还着重论述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民国革命时期南方势力的逐渐抬头。其落脚点是,当时的中华民国虽然据守西南,但由于南方势力的渐强和民族的组织力、自信心的增强,必然能打败日本侵略者。


朱元璋北伐示意图


在《迁都》一文中,吕思勉主要从都城选址的角度,论证南北强弱。他说:“中国在前代,建国的重心,实在黄河流域。当这时期,能向西、北两方面拓展,则规模远大,国势可以盛强。若退居河南,徒和当时富力的重心山东相联络,则未免易即于宴安,而国势亦渐以陵替。”在这点上他与钱穆《国史大纲》中的说法相通。东汉建都洛阳,国势已经弱于西汉,西晋灭亡之后,长安、洛阳陷于外族,南迁的中原王朝建都江南,势力不振,屡为北方所败。


唐代之所以恢复到汉代的盛强,《迁都》认为是由于建都长安,形势为盛。等到宋代建都开封、杭州,则胡马南下再难遏制。到明末清初,南明政权的灭亡更说明了建都地点与南北强弱的关联性。


到抗日战争时,国民政府为了抗战大局迁都重庆,但此时的形势并非历史所谓的“北强南弱”可比。从宋代以来,中国据南岭以御北胡,明末诸王与太平天国均说明南方力量之强。民国革命也能以南克北,所以这次抗战,“以西南、西北为根据地,卒奏克捷之烈,而有今日光荣还都。”此时当然是南强北弱。


综上所述,吕思勉论南北强弱注重社会组织、经济重心、建都位置、民族精神的综合作用,其落脚点在于证明抗战的必然胜利。


来源: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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