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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:十种文化的交融

2013-11-02  茶香飘万里

天津:十种文化的交融



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,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,位于海河流域下游,东临渤海,北依燕山,西靠首都北京,总面积1.19万平方公里,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。天津建城600年来,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。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、兼容性的特点,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,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、城厢文化、寺庙文化、移民文化、军旅文化、漕运文化、商埠文化、码头文化、租界文化、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。



1
、海河文化

   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,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。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。贯穿天津的海河,将北运河、南运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,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。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,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。以此为滥觞,又派生出运河文化、漕运文化、码头文化、盐商文化、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。可以说:“水”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。水文化的流动性,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、包容性和多元性。

    天津从村落开始,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;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,天津又和黄河、长江水系相连,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,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,从而促进了漕运、商业、贸易的发展。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、河海转运的枢纽、贸易繁茂的商埠。在当时,粮、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,而鱼、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。

2、城厢文化

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,从建城以来,直至20世纪20年代,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。1901年,城墙拆除,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。老城分四个居住区,即东北角、东南角、西北角和西南角,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。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,建筑宏伟,院深宅大。而西南城区,地势低洼,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。因此素有“北门富,东门贵,南门贱,西门贫”之说。

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,如果说:明正德十一年(1516),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——浣俗亭(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),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;那么,天津城四面的门额——“拱北、定南、安西、镇东”——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——“高敞快登临,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;繁华谁唤醒,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”——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。老城里是文风鼎盛、名流荟萃之地,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,文庙、问津书院、会文书院、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。严修、张伯苓、林墨青、刘宝慈等教育家,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。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,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、实业家范竹斋、古文字专家王襄、教育家马千里、书法家孟广慧、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。还有大院宅第多处,如仓廒街徐家大院、北门里卞家大院、东门里姚家大院、府署街王家大院、南门里祁家大院、二道街于家大院、东门里杨家大院等

3、寺庙文化

有些学者认为,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,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,因而说“先有娘娘庙,后有天津城”。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,但并不排斥异己、唯我独尊,在天津,儒、道、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——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、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、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、以玉皇阁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、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,以及以望海楼、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,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。究其原因,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,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,因而缺乏束缚力;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,土著人口较少,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。

旧时,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,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、异彩纷呈的特色。大批移民聚居津门,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、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,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,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。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,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;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,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,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。

4、移民文化

《天津卫志》载:“天津近东海,故荒石芦荻处,永乐初始辟而居之,杂以闽、广、吴、楚、齐、梁之民。”这是说,天津筑城设卫之后,商贩船家云集,戍守军旅常驻,流动人口激增。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,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、移居商贾、垦戍军士、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,形成“五方杂处”的移民城市。1845年编写的《津门保甲图说》显示,城内和北部、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,土著居民为740户,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·28%。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。另外,河北、山东、山西一带的农民,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。

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,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。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——其谋生出路,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;二是以码头苦力、人力车夫、家庭雇工、理发、垃圾清理、废品回收为生;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;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。中层移民——中小企业家、知识分子、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,他们荟萃津门,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上层移民——军阀政客、清朝遗老,以及地方豪富商绅,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,纷纷迁入天津租界,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,同时,又形成了独特的“寓公文化”。总之,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,南北交融,雅俗共存,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。 

5军旅文化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十五世纪初年,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: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,犹如庭户无门,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,并赐名天津,扩寨增防,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。作为军事卫所,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。历代屯田士兵、漕运水手,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、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,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。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。

在明清两代,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。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,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,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——豪爽直率、爱憎分明、疾恶如仇、见义勇为,以扶弱济贫、打抱不平为尚。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,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。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,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。与此同时,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、火气暴烈,甚至“逞强好斗、滋事挑衅”的风气。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,就形成了早年青帮、脚行、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。

 六、漕运文化

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、物流中心、交通枢纽。天津供奉妈祖始于元代海漕兴起,称妈祖为天妃、天后、灵惠夫人、娘娘和海神,并于公元1290年和1326年先后在大、小直沽修建妈祖庙。小直沽妈祖庙(又称天后宫或西庙)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。天津妈祖文化是漕运文化和俗文化的典型代表。

在明清两代,天后宫及其周边地区是天津经济、文化的中心地带。东门外与北门外沿河地区,已成为老城厢之外另一个人口稠密的聚落区。当时宫南、宫北大街形成热闹非凡的商街,由此延长到东北角、估衣街、北大关附近,是漕运派生的商业区,如肉市、鱼市、茶市、布市、洋货市场、牲口市等,皆聚于此。北起三叉河口,南至水阁大街的区域,则是最繁忙的漕运码头区,这里百船聚会、车水马龙、商贾云集、寸土寸金。

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,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。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。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的粮盐,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,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、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,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。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,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,产生了主要的影响。

七、商埠文化

    由于漕运带来的商机和盐业的兴盛,使天津“因商而兴”,一跃而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。《津门杂记》曰:“天津无沃壤腴田,民多以贾趋利。”天津有15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,中国最著名的海盐产区长芦盐场就位于这里。直至今日,年产原盐240万吨,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十分之一。盐商经济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,就产生了盐商文化。在历史上,资本雄厚的盐商在天津商埠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清初以来有“八大家”之说,来新夏主编的《天津近代史》云:“被天津社会相沿传称的‘八大家’,他们是‘天成号韩家’(粮、船商)、‘益照临张家’(盐商)、‘益德裕高家’(盐商)、‘杨柳青石家’(粮商兼大地主)、‘土城刘家’(粮商)、‘长源杨家’(盐商)、‘正兴德穆家’(粮商)、‘振德黄家’(盐商)。”粮商与盐商各占4家。

    天津盐商致富之后,斥资于津门炮台筑设、文化教育、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,平心而论,他们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功不可没。水西庄、问津阁、寓游园等私家园林都为盐商所建,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——柳墅行宫,就是天津盐商集资,专为乾隆驻跸而建造的。

进入20世纪,商业中心从传统的城厢北部地区,逐渐南移至日、法两租界,即移至旭街(今和平路)、梨栈(今劝业场)一带。租界成为天津消费的主要区域,逐渐取代了老城的位置。天津城市标志物先后是渤海大楼、百货大楼等商业建筑。外地人来津,如果没逛劝业场,就被视为白来一趟。足见天津商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。

明清以来,安徽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等南方省区商贾纷纷向天津汇集,经商定居,“数世之后,子孙孳息,而户口始繁如。”居住在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,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——会馆,如山西会馆、闽粤会馆、山东会馆、云贵会馆、安徽会馆、广东会馆等。在天津工商界广帮、潮州帮、山西帮、宁波帮、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:外省文化,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,不可低估。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,对于天津地域民俗文化和风气习俗、道德观、价值观都有直接影响。经商讲求“和气生财”“买卖不成仁义在”,这对于造就天津民俗热情好客、乐善好施、乐观幽默的风习,不无影响。

八、码头文化

清代以来,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,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。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:一是喝破烂,回收废品糊口;二是干脚行,扛包装卸养家。大批难民“闯码头”涌入天津的同时,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——燕赵文化、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。

    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,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。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:狗不理包子、耳朵眼炸糕、十八街麻花、大饼卷酱牛肉、煎饼果子等——就餐时不用碗筷,也不必正襟危坐,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,卷起来就咬,可边走边吃,既方便省时,又价廉实惠,吃起来瓷实,还不耽误扛包上跳——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。

码头文化的流动性,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;码头文化的竞争性,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;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,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。但也应看到,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,他们以“闯码头”的形式进入天津,其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,在讲义气、抱团儿、性情豪爽淳朴之外,视野狭隘、不思进取、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,也显而易见。这种缺乏独创雄心与开拓魄力的思想,表现在民俗文化上,就是思想上的因循与苟安,以及文化上的模仿和因袭。

九、租界文化

    天津近代文明的引进、创新与发展,是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和设立租界之后开始的。西方资本主义在通商口岸倾销工业产品和资本输出的同时,还把西方近代文明源源不断地移植到通商口岸,而使通商口岸既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,又成为传播和创造近代文明的基地和窗口。1860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,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“洋务”运动的基地。由天津开始的军事近代化,以及铁路、电报、电话、邮政、采矿、近代教育、司法等方面建设,均开全国之先河,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。天津沦为半殖民地的标志,就是被迫开辟九国租界。租界占地23350·5亩,相当于当时城区的8倍。租界沿海河两岸瓜分,海河西岸北起闸口街,南至小刘庄,依次为日、法、英、美、德租界;海河东岸北起狮子林大街,南至小孙庄,依次为奥、意、俄、比租界。

租界内的教堂、洋行、商家、现代的城市管理、西方的生活方式,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。西方文化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;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、中西交流之中,二者又有交融。在近代中国北方,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,得领世界风气之先。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,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,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。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、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,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。

十、慈善文化

明清两代天津的一些盐商豪富,笃信佛教,积德行善。盐商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合租金了天津城市慈善事业的发展。为了求得社会安定,在大批灾民涌入津门之际,商贾士绅不惜捐出部分资财,以赈救灾民。他们热心于地方慈善救济事业的实质,还是天津俗语所言的“破财免灾”和树立威望。天津民间自发形成的救火会、慈善所、育婴堂等数量众多,这些慈善机构,都是地方士绅自发捐款并筹集经费创办的。从天津建城至1911年,在城市140多次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中,天津盐商参与捐资的达60多次。天津街巷名称中的广仁堂、育黎堂、育婴堂、掩骨会、抬埋会,以及栖流所、济生社、牛痘局等,都是旧时的慈善机构或慈善组织。

天津是“五方杂处”的都市,又处在京畿门户的位置。有清一代,天津城市慈善事业很为发达,主要内容包括施粥、施水、施药、救火、救生、育婴、义塾、施棺掩骨等。官方承办的为慈善机构,以地方士绅为主在民间成立的为慈善组织。救济对象涉及鳏寡孤独伤残等弱势群体。移民文化、军旅文化、码头文化,造就了天津人具有正义感,讲义气,扶弱济贫,打抱不平,乐善好施的豪爽性格。正如《续天津县志》所言,天津人“无论贫富,见义必为,饶有古遗风”。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,能够解囊相助。

结束语

天津城市文化具有多元化和兼容性的特点。原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河海之滨小渔村,在建城600年后,竟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;到了近代,天津由一座半封闭的封建城市,变成对外开放的城市;究其原因,多元化和兼容性的城市文化起着主导作用。直至进入21世纪,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口岸城市的最大开发区所在地。天津居民历来具有民俗多元、文化兼容的优势,因所处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影响,天津居民既有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底蕴,又有南北交融的文化动因,加之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,因而形成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色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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